最早知道“吴宓”这个名字，是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中国新文学史”教程上讲到，“五四”前后，与新文化运动相抗衡的，有一股复古主义思潮，吴宓及其主编的《学衡》杂志，即为这一思潮的代表之一，学界也因此将吴宓、梅光迪、胡先马肃等人称之为“学衡派”。这一文化派别，与《学衡》杂志相始终，持续了10多年时间（1921—1933），后随着历史的进展，逐渐被人们所遗忘了。近半个世纪来，除了研究文化——文学史的专家，一般人则很少知道吴宓为何许之人了。不意到了20世纪之末，因为一部在史实上引起争议的书《心香泪酒祭吴宓》，以及由钱锺书先生是否评论过乃师引起的不同看法，吴宓其人其事，一段时间中又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这期间，恰逢《吴宓日记》陆续问世。争论者从这部当时尚未出齐的日记中，寻章摘句般地抄录有关文字以作论据，或仅凭自己的臆测推断吴宓先生的某些人生行为。如此为文，其结论的正确性，就很难说了。
现在，始自1910牟，讫于1948年的《吴宓日记》已由三联书店出齐（1949年后吴先生的日记，据说尚在搜集整理之中），这就为我们全面了解和评述吴先生前半生的相关经历，提供了充分的依据。笔者在逐日读过这部长达320多万字、分装10册的日记之后，觉得以往人们所议论的吴先生的某些人生行为，与史实并不相符。这里只说一点，即：曾经为众人所关注并乐道不绝的吴宓先生与毛彦文女士的那段感情纠葛，其真相究竟如何呢？
有论者著文说，吴宓一生个人生活之不幸，及其在学术上之未能取得更大的成就，是由于遇上了毛彦文其人。意思是，吴之倒霉，就倒在这个时髦女性（当时报上称其为“湖上超级明星”——“湖上”者，西湖也，亦指杭州）身上。但通读《吴宓日记》，就可察觉如此设论，非唯不合事实，于毛彦文有失公道，且有首肯“女人是祸水”这类陈腐观念之嫌。
从宏现的历史眼光看，毛彦文其人其事，本不值得加以评说，但现在既因吴宓的关系牵扯到她，倒就有了一说的必要。
据《吴宓日记》整理者出注：“毛彦文（1895——），女，浙江山人。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英语系毕业。美国密西根大学教育学硕士，曾任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教授，北平香山慈幼院院长，浙江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北平市参议会参议员，行宪国民大会代表、台湾‘国民大会’代表、台湾实践家政专科学校教授，朱君毅之表妹，作者之女友”（《吴宓日记》第1册P．350脚注）。很显然，毛任香山慈幼院院长及其后挂有的那些政治性头衔，是由于她嫁了曾担任过北京政府国务院总理兼财政部长的熊希龄（1870—1937）。毛以其才貌双全，善于交际，识见超群，曾使不少风流文人倾心向慕，趋之若鹜。关于她，有影无影的绯闻，常被揭诸报端，其内情究竟如何，不在本文追究之列，但可指出的是，其中不无“吃不到葡萄葡萄酸”的成分。——这也是旧社会有才有貌之女性常有的遭际。而更须客观持论的是，就其与吴宓先生一段感情纠葛以及结局而言，责任主要不在毛，而在吴。其最终不嫁吴宓，何罪之有？再说，以当时吴的生态和心态，她能嫁他吗？果真嫁了吴宓，俩人确能幸福吗？在吴、毛的整个感情纠葛中，有两点是必须注意到的——
一点是，“始乱”者（即俩人感情纠葛的始作俑者），并非毛彦文，而是吴宓。吴的前妻陈心一，与毛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同校不同班）。在吴与陈酝酿订婚的过程中，吴曾通过清华同学、毛的表哥朱君毅（当时也是毛的未婚夫，后解除婚约）居中介绍，委托毛专门观察过陈心一，事后又经由朱君毅将其对陈的印象、评价以及对吴的建议报告给吴。毛在写给朱的信中特别提到：“不悉吴君欲得一种如何配匹，抑须具有世界知识者，或仅通晓中国知识者就可；抑须善于交际者，或仅能在家为一贤主妇即为满足。以上二端，似不得不先决定。（以妹眼光观之，陈女士似适应于第二种。）至于陈女士之性情，我实不明了，俟调查后再告。”“最好吴君先与之为友，屡与通讯，积久自能知其性情。（性情一节，至难调查，非相处日久，共事时多不能详悉。）苟吴君对于彼表示满意者，再行定婚，较有把握。若单靠妹一度调查，恐不能周到也。”（《吴宓日记》第2册P．74—75）应该说，毛彦文对吴宓的委托，是严肃而认真地对待的。吴后来逐渐不满于陈心一的不善交际、不能与他在知识、学业、心灵上沟通，恰恰是由于他未能听取毛彦文建议的结果。而在吴、陈感情开始出现裂缝之后，毛并无插足其间的心迹与动作。当吴向毛彦文明确表示倾心爱慕时，毛也没有接受其爱心的意思。她只是将吴作为“极好的朋友”而已。吴宓深恐与陈心一离婚遭到社会批评，有损名誉，故以两妻之法是否可行商讨于陈寅恪先生，陈当即予以严肃批评，并劝告其“应持道德，悬崖立（勒）马，勿存他想。双妻制度，亦不可行。”（参阅《吴宓日记》第4册P．168）吴亦曾以娥皇女英为喻向毛彦文试探，毛愤慨地回驳说：“……彦何人斯，敢冒此大不韪？不特非彦之素志，彦且耻闻之矣，吾辈固以友谊始，而以友谊终者也。此后幸先生万勿以此事扰心一姊之心境，即自己亦不应有此思念。幸心一姊为一贤淑女子，不然，苟生误会，至令府上各人起不安之态，则彦虽非作俑者，而先生已陷彦于罪矣。”（见《吴宓日记》第4册P．173）吴在日记中反复提及，毛并无爱他之意。他虽两次放下课程千里迢迢前往杭州访彦，意欲触发其对他的爱意，但仍属一厢情愿，毛并未作出他所期待的回应。不管人说毛彦文如何风流，事至此时，她在处理其与吴、陈之间的关系上，是无可指责的，秉持道义的。即在吴、陈已经离婚。吴正式要求与其结婚后的一段时间中，毛彦文也不想去承担破坏吴、陈婚姻的罪责（吴与陈离婚，固与毛有关，但那是由吴一手单方面造成，并非毛所使然）。
吴、陈离婚之后，毛对吴的态度虽然有些变化，但她仍是被动的回应者，1930年，毛去美国留学，吴主动予以资助，并借机赴欧进修，以筹划与毛在国外结婚。此后一年多的《吴宓日记》，详细记载了吴追求毛、渴望与毛在欧洲某地结婚，又感情波动反复再三的情景。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毛彦文，对吴穷追不舍的反应是复杂的，在被动承受吴之爱心的同时，仍不想去伤害老同学陈心一；面对吴的感情反复、暴躁乖戾，她对是否婚吴需进一步深思熟虑；对吴不愿转往美国，非让她前去欧洲方能结婚的做法，亦甚为不满。其结果是，吴与毛结婚的设想没能实现，俩人的感情纠葛从此不了了之。从日记的记载来看，在吴、毛的这场感情纠葛中，毛始终是一个被动者、勉强接受者，而吴在对毛的追求过程中，不只感情动荡不稳，且有强加对方的意味。吴既执著热情，又一触即怒，易于生变，三翻四覆，也不能设身处地地体谅对方的苦衷与意愿。从爱情心理学上说，这就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了。一言以蔽之，在吴与毛的整个感情纠葛中，吴从头到尾是一个主动者和一厢情愿者，也是一个感情反复者和多变者。在这种情形底下，毛的最后离他而去，势在情理之中，并可予以原谅了。
二是，吴宓不是一个感情专注的人。这并非笔者的武断，也不是有意要污损吴先生的名誉。《吴宓日记》中记载，就在毛彦文拿不定主意是否去欧洲与吴会合商量结婚的前前后后，吴不只思念着远在北平留学的泰国华侨女子陈仰贤，且在依恋着两个西洋女子（Harriet，Mering）。他在日记中写道：“宓此时心中实不爱彦，故有种种忧虑及愤慨；若问宓此刻心情，宁直书曰：‘我不爱彦，就不肯婚彦’。”（《吴宓日记》第5册P．289）“我不爱彦，决不与彦结婚，且彦来欧有妨我对H之爱之进行；回国后，既可与贤晤谈，亦可广为物色选择合意之女子，故尤不欲此时将我自由之身为彦拘束。”在巴黎，当刘海粟夫人问其独居清华是否寂寞时，吴虽“未敢径直言之”，但“欲求刘夫人介绍年轻貌美之女友”之心则存焉（参阅《吴宓日记》第5册P．302）。由此看来，吴之于毛，不只是“始乱”者，也是“终弃”者了。虽说当时的吴宓，除了毛彦文，仍有选择其他女子的权利与自由，但从一般情理上说，在与毛彦文的感情纠葛尚未彻底了结之前，先不说毛是否真的有负于自己，他的一系列移情别恋之举，恰恰证明毛之认为“吴的为人，感情不定”（参阅《吴宓日记》第5册P．291），因而最后没有嫁给吴，是无可非议的，吴日后个人生活的不幸，与毛也是无关的。
在1935年毛彦文嫁给熊希龄以及1937年熊去世之后，吴宓一方面先后追求过多个年轻女子，另一方面则又同时在到处打听毛的行踪，并不断去信，想与她重叙旧情（在熊未去世之前，他竟推测熊还能活几年）。以这种生态心态，他能重新获得毛彦文的好感和其他女子的爱情吗？无论他给毛彦文怎样写信，毛都一概置之不理，不给他任何可以幻想的机会。其他几个被其追求的女子，一旦发觉他对毛彦文仍未能忘情，又怎能不会离他而去呢？
陈寅恪先生在美国初识吴宓时，曾对他说过这样一番话：“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竞竞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参阅《吴宓日记》第2册P．35）这，可谓是对婚恋家庭生活的彻悟之言。当吴宓决心与陈心一离婚，然后打算与毛彦文结婚时，冯友兰先生则以评论的口吻预言说，吴此举之结果为“两头落空”，盖谓其“既失心一又不得彦也。”（参阅《吴宓日记》第4册P．295）可惜吴未能领会陈寅恪先生的至理名言，又没有重视冯友兰先生的警策，其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吴宓的心目中，幻想式的婚恋情景分量可能过重了一些。在人生的这一领域中，吴是一个浪漫派中的浪漫派，理想主义者中的理想主义者。他追求的，是一种在实际生活中难以实现的境界。红袖添香夜读书，或两个性格志趣融洽无间的男女文学家结成夫妻，时时在一起交流心得体会，这种境界确实令人心向往之；无奈的是，便是文学家们的家庭生活，也常与油盐酱醋尿片奶嘴之类实际事务紧连不分，从而难免会衍生出种种先前预计不到的情感纠葛！在婚恋生活上，吴宓曾将自己比做堂·吉诃德（参阅其《文学与人生》授课提纲中《阅读萨克雷〈英国18世纪幽默作家〉札记》一节），吴也确是这种类型的人物。他将大半生中的不少时间与精力，花费到了对虚无缥缈的婚恋境界的追求上面。吴是精通西洋文学和熟读《红楼梦》的人，他常常以小说中人物的思想言行比喻和范式自己的婚恋行为，然而，他一生也没有找到他所向往的境地，令人同情而又可叹。
以吴宓先生的才情与学识，本可以在创作和学术上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但从一个方面说，正是由于他过多地将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对根本不可能到达的婚恋境界的追求上，致使其事业上的不少设想未能实现。一部酝酿了20多年的长篇小说《新旧因缘》，数度表示决心，作出计划，最终还是未能写出。他视作一生两大著作之一的《文学与人生》（另一部即为《新旧因缘》），也迟迟没有动笔，及至晚年完稿，稿子又被他人藏而不还，于是只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普通人难以读懂的天书似的讲授提纲（收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鲁迅吴宓吴梅陈师曾卷》一书中）。这又使人很是遗憾了！
（选自《文学自由谈》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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